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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2页）

那时候西晋因为内忧外患而动乱不断，以至于中原士族不得不举家南逃，史称“衣冠南渡”。

比如王羲之他们便是出身魏晋名门琅琊王氏，家中在两晋交替之际仓惶迁往江南定居。如今江南文教昌盛，一定程度上当年那次“衣冠南渡”的影响。

只是对于那次“衣冠南渡”的亲历者而言，那无疑是极其屈辱的遭遇。

中原大地落入胡人之手，中原百姓沦为胡人治下猪狗。高高在上的世家后裔不得不携家带口宛如丧家之犬般逃往南方，即便南渡后依然锦衣华服享无边富贵，胸中的志气也已磨灭了大半。

所以在南渡的最初那几十年，许多人依然心心念念想要北伐，比如祖逖、谢玄、桓温等人都曾率军北上。

哪怕这些力主北伐的人未必没有自己的私心，可兴师北伐、夺回失地始终是贯穿整个东晋的重大议题，期间甚至曾经夺回过洛阳这个昔日的国都。

只可惜那些短暂的胜利终归是梦幻泡影，最终连东晋政权都轰然崩塌。

直至隋唐时期才迎来了真正的南北大一统。

所以王羲之是没有办法到洛阳和长安来的，因为他正是“衣冠南渡”中的一员。他孩童时期便随着家人仓惶南下，老来怕是都不记得琅琊郡是什么模样了。

颜真卿祖上同是琅琊人士，对这一段屈辱历史便比旁人更了解几分，提及当年那五胡乱华的惨祸不免也比旁人多几分愤慨。

李俨等人年纪都不大，还没到读史书的年纪，这会儿听颜真卿说起当年那些个公子王孙南逃江南、龟缩一隅，只觉那些个胡人着实可恶，那些个无能皇帝以及昏官庸吏也着实可恶，竟连自己的国都都守不住，叫胡人占走了整个中原！

那可是国都啊！

试想一下，倘若有朝一日他们连长安都回不得了，那该是何等的屈辱与不甘？

真是太气人了！

李俅当即激动地嚷嚷起来：“我们大唐绝不会如此窝囊，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便是死也要死在长安！”

其他小孩虽比他内敛许多，却也都是这么个想法。他们生在长安、长在长安，若是长安被人占了去，他们必不可能像东晋那些皇室子弟、世家大族那样举家逃亡。

他们绝对不会丢下长安！

只李泌静默不语。

颜真卿讲的是两晋之事，实则大唐未必没有这样的忧患。

当今圣上重用了不少胡人，放任他们镇守一方、拥兵自重，且还将大量外族迁至重要城镇周围，予以轻税薄赋的优待。这些人看似是民，实际上是兵，只是不需要朝廷给军饷，战事一起他们便能跨马上阵。

这类胡人将领与外族军队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还不花朝廷的钱，用起来可不就分外顺手吗？

这便是有名的“城傍”制度。

更要命的是，开元年间朝中兵制便已经开始转向募兵制。

当初萧嵩这位徐国公就曾作为募兵制的重要执行者，二话不说便把宿卫京兆的府兵统统换成了募兵。

相比于常年为兵役所困的府兵，这些招募来的士兵个个精神面貌良好，瞧着比府兵精悍百倍。

李隆基对此非常满意，是以萧嵩后来一直官运亨通。

募兵制的“募”字代表着服兵役不再是义务，而是一种职业，应募去当兵可以拿田拿地拿好处，还能把妻儿都接到当地安家。

这本来是吸纳失地流民、稳定各地局势的绝佳办法，可惜开元年间还在边关沿线大力推行节度使制度，且还时常选择胡人来担任节度使。

这些重金招募来的士兵全都由节度使管辖，他们长久定居在节度使治下，驻军与节度使的关系恐怕会日渐加深。

这种情况下，再来一次五胡乱华有何难？

倘若中原真出了动乱，兴许比五胡乱华时期更可笑也更可怜：胡人手中的兵力甚至还是朝廷亲自送给他们的。

这些隐患李泌与张九龄私底下也曾讨论过，张九龄提议复置十道采访使，便是想摸清地方情况后设法动一动土地问题，哪怕不能把已经名存实亡的均田制掰回来，也不能坐视他们大唐的根基继续烂下去。

屯田也不止边关能屯，人不能全往节度使手里送，总要留点人戍守中原的不是吗？

只是上一个动土地问题的宇文融只当了百日宰相，张九龄又能在相位上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