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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不是通过邮差投递的。”他这样说。

刚才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但信又是怎么被送到爱德华爵士府上的呢？莫非是格雷爵士在街上叫了一个顽童，用两个便士让他跑腿？但是顽童知道正确的地址吗？我其实无暇去想太多，因为格雷爵士的自杀企图让这些问题都显得不重要，我只想赶紧找到他。

我问神甫是不是见过格雷爵士，他告诉我是有过一面之缘，那个人性格外向，有着超凡的行动力和爱尔兰人特有的冲动、暴躁。“你觉得他真的会去死吗？”我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尖锐的问题。

神甫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他只是说上帝给人生命并不是要他们自己来结束它，这实际上是在退回上帝赐予的礼物。

我们俩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圣保罗大教堂。我叫来了附近的巡警，低声吩咐他们分头绕着教堂巡逻，并且注意一个“高个子的魁梧男性，穿着体面，留络腮胡子，大约在四十岁左右”，他应该是一个人来的，并且和别人保持着距离。

然后我和神甫进入了教堂，仔细寻找着格雷爵士的踪迹。遗憾的是，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却丝毫没有发现那个人有来这里的迹象。于是只好留下那个随行地巡警密切地注意周围。

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多了，我现在必须得回格雷爵士的住处，再增加搜寻的人手。

神甫说希望和我分开走，因为我一个人回去安排就可以了，但是他还能再在伦敦城里转转，再去一些类似的场所。

“什么叫做类似的场所？”我问他。

神甫说，是关于大英帝国荣耀的地方，格雷爵士很在乎这个。那是他从诗中推论出来的，但也只是他的推论。

试一试总没有坏处，我这样想，于是就跟他分开了。

我回到了贝尔塔维亚15号，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管家说没有接到任何格雷爵士的信息，留下的巡警也说几乎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出现。

送信的邮差已经被找到了，并且在格雷爵士的寓所等着我。那是个矮个子的青年，看上去很机灵。我把信在他面前晃了晃，问他寄信的事，他告诉我压根就没有看过这封信，因为如果是平常给爱德华爵士的信，他都会直接送过去，哪怕根本不写地址。“我从格雷爵士这里送过信”，他说，“我负责他的所有信件，他要联络的人我都找得到。”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就打发他走了。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传回好消息，我又不能守在房子里什么也不做，于是我清点了一下人手，安排巡警们到通往那几个建筑的道路上巡逻，还有别的一些重要地标，看看能不能发现点线索。还有些人则前往格雷爵士喜欢去地赛马场、俱乐部，甚至地下拳市查看，以求能得到点儿好消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越来越绝望，我在格雷爵士地家里东翻西找，指望能发现些被忽略的东西，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去大英博物馆和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巡警相继回来，他们同样让人失望。而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巡警也没有带回好消息，但是他说爱德华爵士坚持要留在那里等待，再看看情况，于是另外一名巡警就跟他呆在一起了。

我那个时候将唯一的希望放在了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和汉普顿宫的人身上，因为如果格雷爵士的激进政治主张要得以表现，或许去汉普顿宫更加有可能。不断地有巡警在传回他们在别的地方所知道的情况——没有人看到过格雷爵士的身影，到处都没有他。真奇怪，那个时候我竟然是有点恨他的，他的疯狂和自毁让我们兴师动众，提心吊胆，我可以想象如果明天他的尸体出现在了某个地方，记者们会怎样蜂拥而至，我会被督查骂成什么样子，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小道消息会充斥在我面前，起码会持续一个月以上。

反正对于伦敦人来说，警察就是无能的，格雷爵士的死可以再次向他们证实这一点。

啊，我又跑题了，请原谅，人老了就是这样的，

总之，我们一直到十一点都没有任何进展，大约在十一点过五分的时候，加达神甫却突然出现了。

他是从一辆出租马车上跳下来的，神色匆匆，鼻尖和额头上冒出了汗水，好像他是跟着马车跑来的。

他一进门就对我说：“快去威斯敏斯特大桥，现在！”

我问他为什么，难道格雷爵士会在那里？他非常肯定地说“是的”，但是那首诗里完全没有提到威斯敏斯特大桥，神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他对我的回答是，想想那诗的最后两句。

好吧，我怎么想也不明白，但他是一个聪明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一点了，于是我愿意跟他冒险。

现在门外已经停了一辆调来的警用马车（平时它是用来运送囚犯的），我们坐上去，赶往威斯敏斯特大桥。路上神甫问我找到了邮差吗，我大致地将邮差的话复述给他听，他的脸色看起来更加阴沉了。

因为是寒冷的深秋，临近午夜的时候，已经没有谁愿意在街上行走了，除了一些揽客的妓女和喝醉的流浪汉，看不到几个体面人。当我们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桥以后，已经是十一点三十五分了，桥上的路灯把桥分割成明暗不同的十几段。桥上的行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些看了歌剧散场回家的人的马车从桥上驶过，车夫会诧异地扫我们一眼。警用马车停在桥头，我沿着桥上的步行道跑了几步，并没有见到格雷爵士。

我回头看着神甫，冲他摇头、挥手。他当时在明亮的路灯下站了一会儿，然后给随行的巡警说什么，提起马车上挂着巡夜灯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吃了一惊，当时只是想：即使他的推断错了，也没有必要逃走吧。我问那巡警怎么回事，他说神甫要我们留着这里小心地看着，注意桥面上的动静。

当时我面临着一个非常难的选择，要么离开，去寻找更有价值的线索，要么听从神甫的叮嘱，继续等待格雷爵士出现。

您已经知道了结果，我留下了，没错。可那时候我真是忐忑不安，左右摇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真的在桥上呆到了十二点，也很庆幸我没有一走了之。

大约在十一五十几分的时候，我看到从议会大厦方向的桥头走来了一个人——当时桥上几乎没有人了，所以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我竟然还没有发现，倒是那个坐在车夫位置的巡警看到了。他说那个人好像戴着礼帽——

当然了，游荡的平民是不可能戴礼帽的。

我马上盯着那个人，没有贸然上前。那个人慢慢地走了一会儿，大约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码的时候停了下来，就在一盏明亮的路灯旁，我努力想看清楚他的脸，可是昏暗的光线中只有他下颌上浓密的胡须让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