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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钱书杨绛与小说艺术（第1页）

第二辑钱书、杨绛与小说艺术

钱锺书小说在德国的反响

1988年，德国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FrankfurtamMain）出版了《围城》德译本，译名为“DieumzieFestung：EinesischerGesellschaftsroman”，即“围城：一部中国的社会小说”，译者为德国汉学家莫宜佳（MonikaMotsch）和她的中国朋友史仁仲（J.Shih），莫教授还为全书做了注释并撰写了后记，钱锺书则应邀撰写了前言。这是最早的《围城》德译本，对于德国汉学界及德国文学界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鲁迅的小说分类标准，《围城》应当属于“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人情小说以“记人事”为主，“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红楼梦》为明清人情小说的代表作。《围城》一书，记录伪博士方鸿渐留洋归来之后在婚恋、事业上的种种可笑可叹、时喜时悲的际遇，巧妙而深刻地展现了旧上海与民国社会的炎凉世态以及知识阶层的鱼龙混杂、钩心斗角，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民国时期之人情小说。莫宜佳将其定位为“社会小说”，应当是从德国文学及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着眼。

“社会小说”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类型，发端于18世纪，一度流行于19世纪，并成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习用的小说类型。“一战”之后，由于西方社会陷入动荡的转折期，“社会小说”再度勃兴，创作这类小说的作者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如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以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社会小说的基本特点是着重表现人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与人性的相互作用。《围城》自序说：“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作者是要把社会面貌的描写与人性的揭示结合起来，这与社会小说的基本创作倾向如出一辙。西方社会小说常以讽刺和同情的笔调描绘出众生相，《围城》却给一些论者以缺乏同情心的印象。在我看来，《围城》这部小说虽然极尽刻薄之能事，但骨子里却透悲凉之气与悲悯之意。《围城》俄译本译者索罗金称其表现了“社会批评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可谓目光如炬。

据莫宜佳自述，她是在1978年参加意大利举行的一次国际汉学会议时，首次接触钱锺书。在那次会议上，钱锺书用英语演讲，完全不需要看讲稿，脱口而就，精彩纷呈。莫宜佳回忆说：“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认识钱先生使我突然发现，我以前想象中的中国不是整体的，只是一个小局部。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中国朋友史仁仲翻译《围城》。这个工作，为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动手翻译《围城》之后，莫宜佳开始与钱锺书书信来往。钱锺书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好看，而且经常引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此后，莫宜佳曾亲赴北京向钱锺书讨教。由于所问问题不多，而且全是为了解决翻译《围城》的具体困难，没有什么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深得钱锺书、杨绛夫妇好感。钱锺书在《围城》德译本的前言中也提到了这段文学因缘：“莫妮克博士（莫宜佳）特来中国，和我商谈她的译本。她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

《围城》德译本在德国出版发行后，跻身于畅销书（DieBestsellerBücher）之列。一时间，德国大媒体，像《明镜》周刊（DerSpiegel）、《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Allgemeiung）等，纷纷发表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钱锺书先生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宜佳评论说，《围城》是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连书名都是中西“合资”。《围城》不但影射中日战争，同时也暗指法国哲学家蒙田（Montaigne）有关家庭生活的一句名言。《围城》里的年轻人也很巧妙地利用外国知识。方鸿渐买到了假的博士文凭，良心有点儿不安，不但靠孔子、孟子推脱，还扯上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这都很有趣，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说钱先生发现不少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也就是《围城》自序所谓“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莫宜佳指出，人是“无毛两足动物”之说源于希腊柏拉图。人最基本的毛病是人的兽性，人性的自私，用《围城》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人的猴子尾巴。这个尾巴不但挂在中国人的身上，也挂在西方人的身上。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莫宜佳为德国学界“发现”钱锺书的学术意义。

顾彬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常常错失了本来任务，没有从文学角度找出作品成功与不成功之所在，这就必将导致错误的评判。它总是将某个作家定位得不是过高就是过低，这对于中国20世纪中手法最为精湛的叙事者钱锺书来说尤其如此。钱锺书以其少量作品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完全超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批评的能力范围。对德国学界而言，应当感谢波恩的汉学家莫宜佳首先发现了钱锺书的伟大，并在许多文章著作中论述了这一点，而且《围城》的精彩译文也出自她之手。

顾彬评价《围城》说：“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深度而言，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它讽刺性地描写了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的追求、行动的乏力以及最终的没落。”顾彬又指出，钱锺书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水平也绝不亚于这部长篇小说。

钱锺书已出版的短篇小说有四篇，也就是收录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的《上帝的梦》《猫》《灵感》与《纪念》，已由德国的邓城博士（Dr.CharlotteDunsing）及孟玉华博士（Dr.YlvaMons）译成德文，并以“纪念：钱锺书短篇小说集”（DasAndenken：ErzhlungenQianZhongshu）为名，由德国科隆迪特里希出版社（EugenDiederichsGmbH＆Co.KG，Kln）于1986年出版。

从顾彬与莫宜佳对钱锺书小说艺术的评价来看，他们在走进钱锺书的小说世界之时，肯定有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欣悦与狂喜，所以才会不吝溢美之词，其中尤以顾彬为甚。在他对《围城》的评论中，“最为精湛”“最为讲究”“无可逾越”等一连串顶级形容词就像珠落玉盘一般倾泻而下，叮当作响，光华四射，令人有一种“中国风”再次劲吹欧洲宫廷的幻觉。

顾彬曾任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对中国文学研治有年，且视通古今，兼修文哲，堪称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由他和莫宜佳、司马涛等汉学家用德文撰写，堪称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史丛书。顾彬的教授资格论文为《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此书的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反响甚佳。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也已于2008年面世，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和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并称双璧。2007年，顾彬因炮轰当代中国文学而引起中国文坛、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实这只是他在访谈中的即兴之论，虽然有点信口开河，却也并非无的放矢，如他说莫言的小说落后，王安忆的小说没味，卫慧的《上海宝贝》是垃圾，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等，细思之，也不无道理。

从顾彬的学养来看，他对钱锺书小说艺术的近乎狂热的盛赞，应该不是见树不见林的脱空之论。回顾20世纪中国小说史，兼具精湛叙事手法、工巧构思以及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不鲜见，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寒夜》、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王朔的《动物凶猛》、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如果单就长篇小说而论，堪与《围城》匹敌的作品也有《骆驼祥子》《白鹿原》等数部。顾彬、莫宜佳以至欧美汉学界、文艺界之所以特别看重《围城》，应当和他们的接受视野有关。

早在1977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传统的革新：钱锺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美国学者胡志德（T.D.Huters）在悼念钱锺书的文章中感慨说：“（在美国）那些略通中国文学者不得不惺惺相惜，期望有一天钱锺书的卓越努力能化解文化差异的坚硬界围，而渗入钱锺书所深谙的欧洲文人世界。”从《围城》的诸多情节与叙事语言中，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到钱锺书对“欧洲文人世界”的谙熟，他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化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不像一些崇洋媚外的时髦作家，洋文不识几个，却偏要在作品里掺入冒牌的西方情调，用钱锺书的话来说，那是牙缝中的肉屑，而不是水中之盐。莫宜佳称誉《围城》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中西文学合璧的小说”，确非虚言。西方人在读到这样一部浓缩着“欧洲文人世界”诸多元素的中国小说时，自然会有一种会心处不在远的亲切感，相对而言，《骆驼祥子》《白鹿原》等小说就比较乡土化，如果没有对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与中国社会百年沧桑的深切体认，恐怕品不出这几部小说杰作的神味。这和西方人更喜欢《金瓶梅》，却看不懂《红楼梦》，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