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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下午，谢兰生跟电影学院一个领导又聊了聊，同时还有加州大学的一个终身教授，研究娱乐法的。

  谢兰生想说，如果审查必须存在，那它未来展方向该是“人治”变少，“法治”变多，可是，中国娱乐法、电影法这个领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没有，相关规定一片混乱，娱乐产业市场规模、法制建设并不匹配。美国娱乐法、电影法的研究则十分活跃，加州大学法学专业一直包含相关课程，也提供硕博学位，于是，谢兰生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提了一嘴，政法大学、电影学院是不是能开设课程，培养人才，从法制的那条路来推动审查的前进，比如，完善电影公司行政诉讼的流程。

  中国2oo4年就开始草拟《电影产业促进法》，也是“文化产业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据说，其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问题悬而不决，到现在也没出来[注]。

  他们几人想谈甚欢。看的出来，电影学院那个领导对增设“法学”也觉鲜。目前，电影产业的投融资、版权保护等也要律师。

  再出来，谢兰生跟那个教授自然而然地继续聊。

  “分级目前并不现实，准备工作是很多的。”那个教授说，“先，如果电影施行分级，各电影院如何保证少年儿童无法进去？能全做到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行力度一直很软。这个部分不做推进电影分级无法实施。”“第二，目前中国电影盗版依然横行，十分猖獗，这个问题不解决掉电影分级还是不现实。第三……”

  “嗯，对，还有市场以及观众。”谢兰生说，“遥远将来审查、分级比较可能双管齐下。审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级负责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个官方控制，一个民间控制，这样不少内容就能上了。不过，中国电影没好莱坞几十年的成熟机制，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出品1o部保证不亏，可咱们……现在，如果审查的基础上再加分级等等东西，每部电影市场更小，电影公司盈利更难。准备工作也包括这些。”

  “是……”

  兰生其实并不认为电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观地认识到一件事情：它始终在政治当中，无法挣脱，艰难求生。

  美英法等没有审查，可是人们可以现，虽然它们没有外部审查，却有内部审查，或者说市场审查、自我审查。

  以美国为例。19oo年左右镍币影院天天播放yh电影，针对下层美国观众，于是19o8年圣诞期间纽约市长关停影院，随后，《一个国家的诞生》被一半的州强制禁映，整个邦统一标准在这时候提上日程。同时，yh电影横行市场，美国的反电影势力十分广泛十分强大，而制片厂迫切需要一个和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袖善舞的威尔·海斯成立了“海斯办公室”，他帮片商与政府等进行周旋争取上映，并出台了个《海斯法典》，规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讨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电影派。好莱坞八大制片厂联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为八大制片厂垄断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从，也就是说，“行业自律”是强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八大”剥离旗下影院，对《海斯法典》的反抗为成为了一个可能。而后，1953年《奇迹》胜诉，196o年，电视冲击电影行业，好莱坞的工业体系为了生存迸能量，把“价值”带进电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电影资源分级制度》正式实施。可随后，大制片厂一直包揽好莱坞的电影大片，自由主义与美国梦等“价值”约定俗成，行业、市场无比默契，“反叛电影”观众极少。所以，这能叫作完全自由吗？谢兰生也不大清楚。

  总之，目前来看，比较现实的做法，一个是在审查委员会争取到更多席位，实现更多行业自治，一个是法律框架内规范化整个流程，实现更多法治管理，第三个是在各方面为审查+分级双管齐下做些准备，最后一个是，等时机到了，就全面推动审查转为分级，虽然似乎十分缥缈。

  在分手前，谢兰生跟对方教授又说到了资本问题。

  他们两人全都认为成熟机制是必要的。好莱坞的“电影预算=预售金额x3”“投资银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个个投，吃市场不吃项目，因为最后总是赚2o%”“保险负责支部分”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为那是独占了8o%全球票房的好莱坞。不过，中国市场目前这些“对赌协议”“保底行”让电影公司确确实实心急火燎狗急跳墙……

  再告别是六点钟了。

  兰生接到莘野电话。对方带着磁的声音透过听筒又传过来：“还不回来？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谢兰生笑，“这就回了。”

  这一天，跟电影节的负责人谈，跟电影局的副局长谈，跟电影学院的大领导谈，跟电影的教授谈，谢兰生竟不觉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来了：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作者有话要说：　　最后再说说电影审查可能有的展方向，比较枯燥，但也是这篇文章最最常见的议题……

  [注]：2o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终于出来了……这比以前法治些了，可是依然乱七八糟……里面只有两三条在法律上算具体规定，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