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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恐怖来电（第1页）

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床边上多了一个吊瓶，吊瓶里的液体一滴滴地流入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开始正常地运转，我从床上坐起来，把头靠在床头上，深呼吸了一口气。感谢老天，我的心情终于平复下来了。

刘凯提着一袋西比饼和牛奶进来，看见我醒了，也松了口气，把牛奶放到我的床边，说：“你要不要先去洗把脸再吃？”

由于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吃下什么东西，现在我的胃里早已空空如也，我抓起边上的饼就着牛奶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哪管自己身上脏不脏。西比饼是这个城市的特产，是用面粉做成的一块巴掌大的饼，在火上烤熟后，涂上各种蘸料制成的，味道并不是很好，很干，需要用牛奶泡软后食用，否则吞咽的时候会拉伤喉咙。它的好处就是能保存近一两个月也不会坏。

“其他人都去哪了？”我趁着吞咽的间隙问了刘凯一句。

“王建的父母从桑加赶过来了，吴名还有张诺在帮忙处理王建的后事。”刘凯说，“他们对你放心不下，留下我在这里等你醒过来。”

刘凯说话的语气很悲伤，我的鼻子也泛起一股酸意，我也可以想象出王建的父母看见他的遗体悲痛万分的景象。一个和我们朝暮相处的大好青春年华转瞬就消逝。我们悲痛着，惋惜着，我们尚不知道我们自己已经身处万丈深渊的边缘，不知道我们将面临和王建一样的命运。

邹聪在昨天晚上我睡过去不久就醒了，他醒来时像平常一样镇静，似乎昨天的事情没有生一样，但是他的嘴里又挂着王建的名字。

刘凯提醒邹聪脚上出现手抓痕的时候，邹聪似乎一脸不在意的样子，说：“只要没什么症状就行，我管它是什么鬼东西！”

听刘凯说，昨天在我昏睡过去的时候，值班护士过来查看过我肩膀上的印记，她说她也没有见过这种症状，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症状，而且没有医史记载，可以排除急性皮肤传染病的可能，至于这具体是什么病，她也无法确定，但是她猜想这应该是一种轻微的皮肤过敏。

听到“皮肤过敏”这四个字，我苦笑：“这怎么可能是皮肤过敏，还是轻微？瞎子都能看出来这个印记不是一个简单的症状，那个护士是扫地阿姨假扮的吗？”

我很快又平静下来，并体谅了值班的护士，毕竟她也不知道在我身上究竟生了什么鬼事情。并且直到现在那个紫红色的抓痕还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危险，我似乎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我准备收拾好心情，重新进入并开始我几近荒废的生活。

我脱了身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换上的病号服，换回已经晾干的自己的衣服，下了床，正打算回去，房间里响起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我的手机响了，铃声是我再熟悉不过的《tobeone》：一个当地流行歌手的说唱歌，它的高潮部分就是重复的两句tobeone，音调拉得很长，足足有一分钟，歌手似乎想以此显示他乎常人的肺活量。

我在床上四处摸索寻找声音的来源，把床单和被子翻了个遍，又把放在一边的裤子口袋搜了一遍，没有找着。可是那个铃声就想在耳边，那歌的高潮阶段已经放到了第四遍，声音很响，我却分辨不出它的方位，它就像是凭空在房间中央爆开了一样，吵得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自在，我的耳膜越来越强烈地排斥着这个声音。我又一次濒临狂的边缘了，我把床上的被子被单枕头全部扔到地上，裤子的口袋被我撕出一个大洞。

“出来！”我朝着房间那个声音吼了一句，但是并没有什么用，正当我跑出病房准备逃离时，刘凯在我身后说：“找着了，手机在床底下！”

“把它关了！”我捂着自己的耳朵几乎是用哀求的声音朝刘凯吼道。

刘凯估计也怕我像昨天那样又一次丧失理智，也不管床底下脏不脏，他把整个身子都塞进了床底，不一会儿就把我的手机捞了出来。刘凯从床底下出来的时候，目光留在我的手机屏幕上，站在原地呆。

“关了它！”我再一次向他吼道。

刘凯举起手机，把手机的屏幕转向我这边，我看清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着的来电人的名字：王建。

那是王建的手机打来的电话！我从刘凯手中接过手机，看着屏幕上闪动的绿色接听按钮，那个按钮在我眼里像一只恶魔的眼睛，它狠狠地盯着我，盯得我头皮麻。

铃声响了3o秒钟之后就停了。手机屏幕上只显示着有一个未接来电。

我照着那个号码拨回去，奇怪的是我只听到那边传来的语音回复：“信号服务站很遗憾地告诉您，您拨打的电话已处于关机状态！”

“可能是张诺他们或者王建的父母找我们有事，所以用王建的手机给你打的这个电话吧！”刘凯在我身边分析。但是他的分析是不现实的，张诺他们都有自己的手机，他们不会倒霉到每个人的手机都坏了，不得已才要用王建的手机，这种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王建的父母和我们没有一点瓜葛，况且有事可以直接找身边的张诺，他们也根本没有必要用一个死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况且王建的手机在寝室，他们人在南湖。

可以推断，当我手机响起的那一刻，那一头站着的拿着手机的，不管是人还是水鬼，都绝对不是出于善意。

“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吧！”刘凯提议说。

经过刘凯的提醒，我朝窗外看去，窗外的阳光洒满了医院外围的各个角落，在茂密的草地上闪动着金色的光芒——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外面跳动着的金色在我眼里逐渐成为一种诱惑，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未像今天这样地渴望阳光，好像最近一次接受阳光的照耀还是上辈子的事情。我渴望阳光，我渴望它驱走我身上的寒气和恐惧，我渴望它烘暖我冰冷的躯体。

阳光是好的东西，这世界上令人惊喜的事情大多是生在阳光下，它似乎拥有着某种魔力，一切妖媚在它的照射下都无处遁形。

我和刘凯坐在医院宽阔的草地上，上午三十多度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并没有感受到炙热和灼烧的疼痛，反而感觉无比的畅快和舒适，我的世界在阳光里变得安静下来，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了，我的内心重归平静。

在史密斯和医院的强烈要求下，我住院一个星期，所有的费用由学校承担。实际上在住院的第二天我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但是医院的医生让我再住院观察，于是剥夺了我自由行动的权力。住院期间学校的领导、系里的领导都6续来看过我几次，但问的都是关于王建和他的父母的事情——他们在打着他们的算盘，王建的意外本没有学校什么责任，但是无法推断的死亡原因使得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并且在校内引起不小的恐慌。学校为了平息事件，必须开始着手做一些事情。他们先把南门封闭了，再安排了校卫队围绕南湖开展常态化巡逻，这些都简单。最后准备的就是给王建父母的慰问金——出于人道主义，这代表着学校的诚意。但勤俭如斯的学校是肯定不会打算付出太多的，他们向我们打探王建生前和父母的关系，如果关系比较差或者产生过激烈矛盾的话，这是他们最想看到的，他们可以尽情地压低慰问金的金额，使得在赢得学校名誉和平息整个事件的目的上达到最大的平衡，最大限度地节省学校经费，这是他们在王建死之后动手对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