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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 民族学是如何在中国消亡的（第2页）

白槿说，“我也矛盾，你之前说女生合适研究博物馆方向，但是现在中大根本就没有这个方向的老师，就算先生，他也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了。”

“啥？梁先生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那他招什么啊。”

沈明也诧异不已。

他还心心念念，要不要报考梁教授的研究生呢，结果现在好了，人家都不招研究生了，那还考啥啊。

这事，苏亦再清楚不过了。

他解释，“别担心，梁先生不是不招考古学的研究生，而是他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去招研究生。”

“那还是跟考古学没啥关系了啊。”

苏亦说，“现在梁先生还是中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呢，他怎么可能不带考古研究生。他之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去招生，那是因为他未来打算恢复中大人类学系。”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苏亦，你可不能够忽悠我们。”

“国家为什么取消人类学，你不知道吗？”

就连白槿也说，“就是啊，之前杨老师还跟我们说，他们跟梁先生去都开会，结果好多专家还劝他们不要搞民族学，现在，你又说梁先生打算恢复人类学系，这太不可思议了。”

结果，苏亦还没说话，吴宗麟就忍不住问道，“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民族学跟人类学有啥关系啊，按照杨老师的说法，要恢复也是要恢复民族学系啊！”

“闭嘴，你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周雅琴绷不住了，忍不住推了一把吴宗麟。

这家伙很无辜，“我是真不清楚嘛，毕竟我才读一个学期的考古学。”

苏亦笑道，“行吧，我跟你们捋一捋这其中的关系吧，其实，清末民初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是捋不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毕竟这些玩意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学科分类，咱们中国本来就没有的。”

“我们先说民族学吧，民族学一开始在清末时期引入国内，就翻译成‘人种学’或‘民种学’。然后，‘民族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26年蔡元培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具体是不是，咱们就不考证了，在很多文献中都是以此为标志，我就暂且引用这个说法。”

“蔡元培曾是北大的校长，我特意了解过他的学术生平，他一开始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就专攻实验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在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受此影响，蔡先生就开始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想要对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他觉得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恰好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派他去参加，从此他对于民族学愈感兴趣。”

最后，苏亦问，“这么说，你们大致了解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了吧？”

众人点头。

苏亦继续，“蔡元培最开始研究儒学和现代哲学，因此，他很自然的就过度道康德式哲学人类学的，但他将目光投向了有“形而下”形象的民族学。实际上，当年在英文学界，已开始有了后来更常用的‘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新叫法，不过他还是习惯叫民族学。他是一九二四年才去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的，此前其所见闻之民族学是作为‘因素’分散在心理学、哲学史、文学史等研究中的。然而，民族学之‘史’的气质，给原本重‘经’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啥跟你们说这些废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开始西方也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学’。因此，在国内，也有种说法，这个三个称呼其实都是一个玩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很长时间内，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者的关系是很模糊的。”

“尽管模糊，但不同的学者翻译不同的文献，受限于语言的关系，接触的文献比较单一，因此，理解起来也各不相同，在早期引入国内的时候，各种说法也极为混乱。但经过民国时期的展，这三者的关系，也大致捋顺了，或者说，已经本土化了。”

“这么说，你们听明白了吧。”

大家点头。

吴宗麟说，“你是想告诉我们，其实梁先生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招研究生，其实就是招民族学的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吧？”

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制度，则是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正式推行，即以‘系’代替原来的‘门’，同时取消原来‘科’的设置，并将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组’。反正，咱们现在喊的民族学，人类学系，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比较了解民族学，就以民族学的学科展为蓝本，你们分析建国以后，为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会消亡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重头戏来了，屏声敛息，认真倾听。

苏亦见状，“不用这么正式，随意聊一聊。”

等大家放松下来，他继续。

“1949至1964年，中国民族学界经历了两场大规模的冲击，第一场冲击是大规模的学科改造，第二场则是全面参与全国民族大调查并创造辉煌。”

“苏亦，这么说，太抽象了，要不你具体点？”

“行，我具体吧，民国时期，经过咱们国内的众多学者的努力，已经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进行了本土化，开始形成中国民族学，所谓的改造是指中国民族学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同时全盘接受民族学学科的苏联模式和苏维埃民族学派的观点，同时，民族学由于在政府主持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挥了中坚作用，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