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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狗仔队”跟踪

  六个星期，1o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但却没有被开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如果他要车的话，他可以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