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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线美国的孩子1985年8月14日多加帕尔默（第1页）

多加·帕尔默

你知道那些姑娘是怎么过日子的，千里迢迢来到美国，却依然活得像是峡谷里的龌龊婊子。我已经受够了那些姑娘。我对为科尔斯特女士工作的肮脏贱货就这么直接说。肮脏贱货，咱说，只要你还做这份工，住在这个屋檐下，你就给我管好你的小逼，听懂了吗？管好你的小逼。贱人当然没有听我的，所以现在她怀孕了。科尔斯特女士当然只能让她走人——当然是在我的建议下。你能想象吗？让一个臭烘烘的黑鬼小子在这儿跑来跑去？第五大道上？没门儿，我跟你说。白人见了会犯他们白人的毛病，歇斯底里得昏过去。

——所以应该叫她科尔斯特小姐还是科尔斯特女士？

——所以应该叫她科尔斯特小姐还是科尔斯特女士？你倒是很伶俐嘛。他们很快就会喜欢你的。天哪，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叫她什么。她每次读了某些杂志就会变成女士，她会说我亲爱的，请叫我科尔斯特女士。咱反正就叫她夫人。

——夫人？就像奴隶对主人？

她难得露出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表情。我进进出出天佑职业介绍所三年，每次来这儿，她都有贫民窟贱货在她眼皮底下怀孕的新故事要说给我听。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总觉得她应该向我诉说这种事情。我没兴趣理解或同情，我只是想找到一份工作，免得被房东扫地出门，我住的所谓顶级公寓在没电梯的五楼，马桶每次冲水都会发出各种吓死人的声音，老鼠敢坐在沙发上和我一起看电视。

——在科尔斯特身边可千万别说奴隶不奴隶的。住在公园大道的纽约人对这种评价特别敏感。

——哦。

——至少你有个圣经里的名字，他们喜欢有这种名字的牙买加人。上周我甚至帮一个这样的男人找到了工作——你能想象吗？多半是因为他叫希西家。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从那本善书里来的就会偷东西。你不会偷东西，对吧？

虽说我进出这儿已有三年，但每周我来取工资的时候，她都会这么问我。此刻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真想听到我的回答。科尔斯特一家显然不是普通客户。我的十年级老师曾经说过，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决定了你在生活中能打开什么样的门。贝茨小姐看着我。眼神里无疑有嫉妒，但每个女人心中都有嫉妒。还有羡慕，因为我有选美节目所谓的风度，毕竟我来自圣安德鲁的哈文戴尔，受过高中教育。当然还有自豪，因为她终于有了能拿去打动科尔斯特一家的人选，以至于她多半捏造了一些罪名，害得之前那个姑娘被解雇。但也有怜悯，这是最毋庸置疑的。她在琢磨我这么一个姑娘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

——不会，贝茨小姐。

——好，很好，非常好。

别问我为什么走在百老汇大道上经过五十五街，无论是那条街道还是我的生活都风平浪静。但有时候，我也说不清，走在纽约的街道上……虽说无法让你的问题变得更简单或更可控，但无疑能让你觉得你可以漫无目标地走下去。倒不是说我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我敢和任何人打赌，我的“什么都没有”比他们随便哪天的“什么都没有”都要壮阔。有时候没有任何事需要担心反而让我担心，但那无非是不肯让我的大脑闲下来的什么心理学狗屁罢了。也许我只是觉得厌倦。这儿的人有了三份工作还要找第四份，而我根本没有工作。

而那就意味着走路。虽说我知道并不符合逻辑，但也能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从不停止行走，甚至走去跳上地铁就可以抵达的某些地方。你会琢磨这个城市里究竟有没有人在工作。街道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从一百二十街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前走。我也说不清，但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存在那么一个

点，过去之后你就走得太远了，然后你只能继续向前走。直到哪儿才停下呢？我不知道。我总会忘记这些，结果发现自己又在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再说几个街区外就是时代广场，上帝做证，你在时代广场待个十分钟，就会开始想念西金斯敦那种好玩迷人的小地方了。当然了，我并不想变成西金斯敦的一具尸体。总而言之，我沿着百老汇大道经过五十五街，寻找怪人、暴露狂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但没亲眼见过的各种东西（流浪汉除外，而且没有哪个流浪汉像是盖瑞·桑迪在卧底）。五十一街上，两家中餐馆之间的小标牌非常不显眼。天佑职业介绍所，光看名字就知道是牙买加人开的，就算看名字看不出来，标牌底下的谚语“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和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狗屁关系）也足以说明问题。唯一的余地就是在名字里加上“国际”二字了。不过我可不觉得我有资格贬低这个存在宗旨就是帮助我这种废物的地方，你能打电话给身在阿肯色的前男友要钱的次数毕竟有限，他迟早会说行啊，我给你钱，但你要是再打到我家里来，威胁要告诉我老婆，我就打电话给移民局，你个爱耍心眼的黑鬼娘们儿会坐上回牙买加的下一班飞机，手里攥着一个发给被驱逐出境者的透明塑料袋，整个肯尼迪机场都会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卫生巾。我不想说“黑鬼”这个词根本得不到他希望拥有的

那种效果，婊子和贱货也没有，因为这种字眼激不起牙买加姑娘的反应。但我现在没资格经过职业介绍所而不进去，他的最后一笔馈赠快用完了。

——知道咱为什么给你这份工作吗？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姑娘那么多，你是第一个有礼貌的。

——是吗，贝茨小姐？

这番对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她经营这家职业介绍所，将绝大多数是黑人女性移民的求职者送进豪宅，照顾有钱人非常小的孩子和非常老的父母，我惊讶地发现，两者需要的东西完全相同。为了换取金钱我们忍受各种狗屎（有时候是真的屎尿），他们不过问我们的签证状态和就职经历。因此所有人都是赢家。好吧，双方都是赢家，我只管收钱。谁知道呢。问老板要钱是一码事，雇主乐意给你钱就是另一码事了。

她安排我去的第一个客户住在格拉梅西，这对中年白人夫妇工作繁忙，忘记了他们虚弱的母亲臭得像猫屎，总在谈论亚利桑那号战舰上那些可怜的小伙子。她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空调永远定在十摄氏度。第一次和那对夫妇见面的时候，妻子一眼也没有看我，丈夫看我的时间长得过分。两人都一身黑衣，戴相同的约翰·列侬式黑边圆眼镜。她对着我旁边的墙壁说，她在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吧。我有一瞬间心想他们是不是希望我去杀了那位老妇人。什么老妇人？房间里只看得见许多枕头和在床上堆成一团的被单。我不得不走到近处，这才看见床中央躺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屎尿的气味险些熏得我转身就走，但想到阿肯色已经不再寄汇票，我就站住了。

总而言之，我做了三个月，最后让我放弃的不是屎尿。住在雇主家里，男人开始觉得他可以不穿衣服走来走去，你的忍耐毕竟也有尽头。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希望我会被吓一跳，但我只看见了又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第五次，他说他妻子去参加退伍军人母亲协会的活动了，我说所以你是要我帮你找内裤吗？第七次，他在我面前晃那话儿，我笑得连连打嗝。房间里的母亲喊有什么好笑的，我告诉了她。哈，我才不在乎呢。她也笑了，说男人的父亲也这个样，哪怕没人买票也要演一场好戏。从那天开始，只要有我在场，老母亲的嘴巴就很利索，甚至有了一点小脾气。但对一个晃屌的男人来说就是大脾气了。我在她解雇我之前辞职了，对贝茨小姐说让我铲屎完全没问题，但我绝对不想

和萎缩的白人y茎扯上任何关系。她很敬佩我居然从头到尾都能坚持说标准英语，甚至能质问她这是不是一家赠送老人护理为附加福利的妓院。

——你上的肯定是纯净高中吧，她说。

——圣童，我说。

——没区别，她说。

约翰·列侬遇刺的那天，我在公园里陪第二个雇主散步。还是一位老妇人，她的健忘症还没严重到忘记自己健忘的地步。我已经带她去过公园，正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她突然说她想去达科塔大楼，无论如何都不肯闭嘴。要么我陪她走一趟，要么她开始撒泼，通常的结局是她对陌生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黑鬼绑架了她。

——我想去，该死，你拦不住我，她说。她女儿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我私吞了她的安定药片，然后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我陪着她和另外两千人在达科塔大楼外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记得我们唱了一整夜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唱到某个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甚至洒下几滴热泪。两周后，她过世了。

过了一周，我去布鲁克林一家名叫“星轨”的牙买加俱乐部。别问我为什么，我不喜欢雷鬼也不跳舞。上帝做证，我对这个社群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但就是想去，因为我无法将那些死亡赶出脑海。星轨俱乐部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差不多算是一幢褐砂石豪宅。我走进去的时候，音响正在播放格雷戈里·艾萨克的《午夜护士》。有几个男女盯着我，就好像他们肩负观察来访者的任务，就好像这是什么西部片似的。偶尔飘来一缕大麻或雪茄烟的烟雾。假如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就注定会有某个牙买加人觉得她认出了我，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事情了。因为聊着聊着对方会问我在干什么，不等我回答，她就会告诉我她在干什么、她住在哪儿、谁谁谁胖得一塌糊涂、谁谁谁像兔子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

聊着聊着，自从我进门就盯着我看的拉斯塔教徒会到吧台前找我搭讪，说我需要背部按摩。按照别人教你的，你不搭理这种男人，他们就会识趣走开。但男人永远是一个样。咱们至少看一眼这个男人吧，我脑袋里一个很像我的声音说。脏辫，对，但显然有发型师替他梳理。浅肤色，近乎于苦力人，嘴唇很厚，但颜色太粉，抽了好几年香烟也没熏黑。雅尼克·诺阿来这儿干什么？要是他知道那是谁，我说不定会这么说。他问我觉得歌手还能不能恢复健康，因为情况看起来很不妙。我险些问什么样的牙买加人会说“看起来很不妙”这种话。我不想谈论歌手，我说。我真的不想。他说个没完，轻微的牙买加口音天晓得来自父母还是邻居。不需要听他把蒙塔格湾简称为蒙塔格而不是蒙湾，就知道他根本不是牙买加人。他问我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