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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第1页）

清晨三点钟，维克多-亨利坐在马尼拉海陆军俱乐部后面的草地上，听着一万一千英里外一场橄榄球比赛的广播，一种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头上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着半个天空，每逢陆海军进行橄榄球比赛之夜总是那样的。在莫斯科郊外，星座也把灿烂的光辉照射在公路上，但是更朝着南方地平线沉落。

跟帕格一起坐在草地上的，是一群海陆军官和他们的寥寥几个菲律宾女朋友；他们的妻子早已遣送回国了。周围是陆海军夜晚的熟悉气味——刚修剪过的草地、赤素馨花、甜酒和女人身上香水的气味混杂着港口海水的臭味——还有纸灯笼、酷热，甚至光穿件棉布衬衫和便裤都感到流汗的感觉，兵种之间的玩笑和辱骂，这一切都使他在精神上回复到十二年以前。马尼拉的生活一点没起变化，实在使人感到惊异。劳累过度、神经紧张的东京大使馆人员早在推测，海陆军的橄榄球赛大概不会再举行了；日本人可能在感恩节之前发动战争，至少美国军队要进入全面战斗准备。可是现在呢，表演球赛节目的那块旧木板依旧竖立在那里，上面有一只没充气的白色橄榄球，拴在一根绳上，可以在画在木板上的橄榄球场上滑来滑去。每个球队都有个吉祥物——陆军是只骡子，背上盖了条棕色毛毯；海军是只山羊，背上盖了条蓝色毛毯——都用绳拴在那里，等待着滑稽的时刻。帕格心想，这简直是沉睡的一九二八年啊。只有甲美地海军基地在通宵进行修理工作，强力的照明灯把整个海湾照得通明，这才使人想起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海军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才稍微有点活跃。

扩音器的吼声掩盖了草地上的谈话声，今天晚上无线电的音响要比几年来清楚些。这场球赛对于帕格依旧据有旧日宗教仪式似的魅力；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紧张地谛听着球赛。帕格曾经一度非常强烈地缅怀球场上的往事：年轻的健儿在草地上角逐，肉体互相碰撞，卖弄熟练的球艺，尤其在一些难得的时刻，突出重围在球场上飞奔，闪开一个又一个人，耳听得周围看台上发出海啸般的喝采声。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可是很久以前，他那种缅怀往事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对往事的记忆也已经模糊。想到比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年轻得多的小伙子们目前正在费城寒冷的田野上奔驰，使维克多-亨利觉得自己已经度过非常漫长的、饱经沧桑的一生，现在简直如同行尸走肉了。

“帕格！我听说你来啦。”一只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的同班同学华特-塔利望着他微笑，他的头秃得象个鸡蛋，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塔利已经离开潜艇学校，在马尼拉指挥潜艇中队。他向节目板旁边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做了个手势说：“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等上半场结束了再说，瑞德。”叫绰号虽然已不时兴，但大家还是这样叫着。“坐在草地上挺不错；很象从前的日子。”

“你说得很对。好，我跟你在一起吧。”

“好极啦。快坐下。”

塔利在学院时也玩橄榄球，这时他跟帕格一样聚精会神地所着广播。过了一会儿，白色的橄榄球一直滑到海军的球门底线，陆军底线得分。在一片喊叫、喝采和叹息声中，一个年轻陆军少尉松开骡子的缰绳，跳到螺子背上，绕着草地奔驰。

“啊！他妈的！”帕格叫道。

塔利摇摇头。“老朋友，这一次比赛咱们要输了，他们的后卫强得很。咱们应该把帕格-亨利调上去。”

“嘿！犯规啦，罚了十五码。瑞德，你真是个道道地地的西蒙-赖格利1，是不是？”

1美国作家斯陀夫人（1811-1896）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一个残暴的奴隶贩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陆海军比赛的晚上，你竟然把‘乌贼号’潜艇派到海上演习去了。怎么啦，你觉得会有战争的危险还是什么？”

塔利听到语气里带有很重的讽刺意味，就咧嘴笑了一笑说：“这是布朗奇-胡班的主意。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岸上

呆两个星期——他们预定在正午到达——他要进行一次操练。你有不少时间可以见到拜伦。”

“我在这儿只待到飞机起飞。”

“是啊，我听说你当了‘加利福尼亚号’的指挥官了。真了不起，帕格。”

球赛继续进行。经过一些沉闷的零星战斗以后，那只白球象箭似的从节目板的一边射向另一边；原来海军队截住了对方的球，把球带到陆军队阵地的深处了。帕格和塔利一跃而起，和海军人员一齐叫喊：“打败陆军队！球门！球门！”这时有一个海军少尉兴高采烈地牵着那头山羊绕场走起来。就在底线得分以后，上半时结束了。瑞德-塔利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侍者要了些酒，同时说：“帕格，我们就坐在这儿草地上吧。把俄国的事情告诉我。”

维克多-亨利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坦克战和十月十六日莫斯科的惊慌，塔利脸上愉快的笑容变成了严肃的神色。“他妈的，你果真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你。我们却坐在这儿，吃得胖胖的，傻里傻气地过着快活日子。他们对我说，你是经过东京飞行到这儿的。”

“不错。”

“帕格，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吗？那些混帐王八蛋果真要打仗吗？我们在这儿往往接到一些叫人惊恐的警报，可是这会儿我们有点麻痹了。”

“唉，我们在那儿的人都很担心。大使详详细细地把日本人的心理告诉了我。他说，他们是一个古怪的民族。切腹自杀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胜败对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敢于突然实行一个自杀的计划，他生怕他们干得出来。”

塔利朝着附近坐在草地上或者坐在折椅上的一对对伴侣扫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下来，说：“这就对上口径啦。帕格，哈特海军将军今天接到了即将发生战争的紧急通告。但是从整个夏天到秋天，我们就不时听到从华盛顿传来的胆战心惊的流言了。七月间，他们在印度支那登陆，罗斯福断绝了对他们石油的供应，那时我们都想，要动手干啦！潜艇中队在拂晓和黄昏进入战备状态，这样连续一个星期，最后连自己也觉得太不象话了。难道还要我从头来一遍？”

帕格把两手一摊，表示困惑不解。“瞧，一天晚上，我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跟几个实业家谈话，有几个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一个日本的大造船厂老板。那个日本人坦白地说出直接从朝廷里听来的话：跟美国打仗是不可想象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话。所以——只要付钱，可以任意选择。”

“不错，我只知道，要是他们真的动起手来，我们是会遇到麻烦的。菲律宾的战备情况糟得可怕。人民不愿意跟日本人作战。这是我的看法。潜艇什么配备都缺乏——鱼雷、零件、值班军官，等等——真是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拜伦的？”我想大概在六个月以前。怎么啦？”

“唉，他倒是真他妈的自以为是！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把他调到大西洋司令部，他自己的艇长拒绝了他的请求。拜伦就打算越级申请。我当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帕格，我对他说——我当时是这样对他说的，一个字也没有改——假若他不是你的儿子，我早已把他一脚踢出办公室了。”维克多-亨利强作镇静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意大利。他很为他们担心。”

“我们全都跟亲属分开了，帕格。还不仅仅是无法调动他的工作。目前我正在打算从供应船和驱逐舰上面挑选潜艇军

官呢。为了你的儿子，只要合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过——”

“别那样说。拜伦只是另一个军官。你要是做不到，就算了。”

“对，你那样说叫我很高兴。”

“不过他的家庭问题的确很严重。如果可能，就给他调动一下吧。”

“再说还有日本人这个小问题哩。”

“当然啦。”维克多-亨利尽量使他的声音显得轻松和蔼。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观众的一片喊叫声，他松了一口气说：“好啦！下半场开始啦。”

比赛结束，许多人都摊开四肢睡在草地上，头上是点染着红光的灰色天空。穿着白外衣的侍者依旧在送饮料，挤在一起的海军军官们在高唱起锚歌1，因为他们的球队赢了。塔利上校约帕格吃早饭，帕格谢绝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小睡一会儿。

1起锚歌是美国海军军歌。

在罗达还没携带孩子们到这儿建立起家庭之前，在他最初到马尼拉报到的时候，他就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许就住在同一个房间。房间很脏，满是灰尘，有高高的天花板、普通俱乐部里不象样的旧家具和一只老是开着的呼呼响的电风扇，这个房间又使帕格产生岁月易逝和年华虚度的强烈感觉。他把电风扇转得往上一些，把衣服脱到直剩下一条短内裤，打开俯瞰海湾的落地长窗，坐下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眺望着宽广的蓝色海港上空渐渐透露的曙色和熙来攘往的船只。他不想睡觉，几乎动也不动地坐了一个多钟头，凝聚的汗水顺着他赤裸裸的皮肤淌下来。他在想什么呢？

他想起重回马尼拉后所回忆起的种种往事。想起他跟拜伦在哈里逊大道的白色房子旁边，在凤凰树下一齐学习法文动词的情景；儿子瘦削的脸上起着皱纹，在爸爸的怒吼下落着无声的眼泪。他想起华伦在高等学校里得到历史、英语两门课的奖章和棒球的优胜奖。他想起梅德琳庆祝八岁生日时头戴金色纸冠、仙女似的穿着白纱衣的情景。

他想起罗达怎样唠叨天热和生活无聊，夜夜在这个俱乐部里喝得醉醺醺的，有一次在圣诞节舞会上还脸朝下地摔倒在地；他想起他们俩怎样争吵，只是在他冷冷地谈到离婚的时候，她才把酒戒掉了。俱乐部的草地和大厅的气息以及马尼拉的芳香的空气都使他产生幻觉，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而不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他又想起帕米拉-塔茨伯利在红场上的情景。想起古比雪夫的街道怎样凄凉泥泞，想起怎样通宵玩着扑克牌，怎样参观农场，在等待火车票的时候时间怎样慢得好象停滞不动；接着想起的是两星期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旅程；在木头造的小车站内出售水果、扁圆形面包、腊肠和热雏豆的西伯利亚美丽姑娘；单轨铁道从最后一节车厢向后伸展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的粉红色沙漠，宛如一条笔直的黑线直贯地平线上一颗象橄榄球那样扁圆的落日；长时间的停车“硬席”车厢的木头椅子；当地旅客嘴里的大葱味和身上的臭味，他们中间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蒙古人，都戴着古怪的毛皮帽子；经过三天才看见尽头的阴森可怕的大森林；连绵几英里丑陋的东方茅屋；日本人的悲惨生活，你在街上行走时都可以从脖子背后感到他们对你的仇恨，他们的贫困和对战争的厌倦甚至超过柏林；最后又想到他起草后又撕去的几封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的信。

维克多-亨利一边回想这些奇特的往事，一边却保持了一种愉快的心情，觉得自己仿佛正朝着一种新生活前进；过去的一生他几乎已经绝望了；他的真正生活拖延着，迟迟不来，几乎失去，但是现在已经在握。他每次想到罗达，她的形象通常是他当初追求时那么个活泼的华盛顿姑娘。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爱上那个姑娘并且跟她结婚，但是今天的罗达他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冷冰冰的，好象她是别人的妻子，尽管他对她的一切缺点和魅力都看得那么清楚。但跟她离婚又是残酷的、可怕的。她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她使他过一种枯燥无味的半空虚的生活——他现在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到底应该对罗达仁慈呢，还是应该抓住他的新生活？显然他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决定。

他曾经写过几封信给帕米拉，如同他写过关于明斯克大屠杀的一封信一样——只是为了把问题写在纸上，好仔细看看。等他到了东京，他又断定写信太罗唣，寄递也太慢，因此他不得不从两个电报中选择一个发出去——来，或者别来。帕米拉所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他断定帕米拉比他聪明；第一步当然是搞恋爱，在罗达还没受到伤害之前先考验一下他们的爱情和迷恋的程度；因为他们也许永远到不了结婚的地步。说得露骨一点，解决的办法是同居。维克多-亨利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思想——对他来说是新思想——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居也许是几个困难办法中最好的一个。

在东京，他果真在电报局外面犹豫过一下，差点儿发出来的电报。但他终于走开了。即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圆满地完成；他无法想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虽说跟帕米拉在一起，倒不会有下流或者不道德的感觉。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觉得他会把事情搞坏，贬低了或者玷污了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号”新舰长的工作。所以他来到马尼拉时依旧拿不定主意。

自从在红场上跟帕米拉-塔茨伯利谈话以来，他只是在马尼拉才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妻子罗达的存在，而现实的帕米拉的形象则开始黯淡。马尼拉充满了对罗达的回忆——不管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回忆——也充满了对自己往事的回忆。瑞德-塔利，他的同班同学，现在是亚洲舰队全部潜艇的秃头司令；陆海军的橄榄球比赛，最后一次他是在二十八年前参加的，那时帕米拉还只是几个月的婴儿；坐在俱乐部草地上的十几名年轻海军上尉，他们女朋友的年龄只有帕米拉那么大——这些都是眼前的现实。西伯利亚的荒凉景色现在只成了脑海里模糊的印象。红场上灼热的半个钟头也是如此。

他真的有可能重新开始生活吗？有新生的婴儿牙牙学语，有男孩子在草地上玩耍，还有一个小女孩子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马尼拉特别使帕格怀念儿女们给他的快乐。他回想起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同帕米拉一起重新过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复活，就是真正的第二次生命。但是象他这样一个生硬的、脾气古怪的人做得到吗？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对他的孩子们是十分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