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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独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新港去，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新港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了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样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很少彼此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迪亚戈-里维拉1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象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座挤满了人的电梯。

1迪亚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她在广播公司内室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象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题目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

“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唷！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象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吵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采。“别这么猴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病呢，”罗达说“这儿好象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象现在这样在露天，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吗？”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嗤的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象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下面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钮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慢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她是一个金发女人，穿一身领口开得很低的绿色薄纱衣裳，露出相当一部分奶油色大乳房，帕格问她是不是拍过电影，她先是吃一惊，随即温柔地笑起来。他右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英国姑娘，穿一身灰色苏格兰呢衣服，她是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女儿。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英尺二，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宏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所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著一点也没减轻他的丑容：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大家尽管勉强地说说笑笑，这顿饭依旧吃得很别扭。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战争或者纳粹。连书籍和戏剧都是危险的话题。在很长的沉默中，只听得逐波前进的邮船发出轧轧的呻唤。维克多-亨利和那个潜艇军官彼此打量了几眼，却没有交谈。帕格有一两次想逗引坐在他右边的塔茨伯利的女儿说话，只引起她一个腼腆的微笑。吃甜食的时候，他从金发女人那里扭过头去——那个德国女人不住地夸他蹩脚的德国话说得好——向那英国姑娘作另一次努力。“我揣摩您是离开学校去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