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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刊》：但你不觉得现代人自我都很大。

  陈丹青：那叫什么自我。那是自卑。

  《周刊》：你和木心的关系应该怎么比方恰当？

  陈丹青：你真想“恰当”，就不要比方。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如果你珍视我和木心的友情，以后见另一对好师友，你说，你们真像当时的木心和陈丹青。你以为他们会高兴吗？

  他们可能有木心和我没有的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友情。珍贵的关系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木心给了我庞大的立场，还给我无数细微的立场。有一次在餐馆，我问邻座老太太是不是意大利人，果然是，我就得意——平时我喜欢辨认各国相貌，那会儿又正好刚去过意大利——几年后一次谈起虚荣心，木心就说起那次，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我忘了原话怎么说的），他说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你看，这么微妙的小事，他会点出来，一点，我面红耳赤。修养是很具体的，像禅宗，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你可能很有教养，可是一句话熬不住，失了教养。

  《文学回忆录》里到处是这种意思。

  《周刊》：我们这个时代粗鄙，不讲究这些。活在一个很粗的形式里面。

  陈丹青：语言失去了，并不就是语言的事。

  《周刊》：木心是个老派的人吗？他的老派里也带着一种派。

  陈丹青：当你说他老派，我们是派吗？我们派，是因为成天捏个手机，微博？

  要说文学的派，木心比现代诗那些角儿早太多了，四五十年代，大家还没生出来，他就在读兰波之类，也读李广田、何其芳，心里有贬褒。他又通古文，你读他律诗，那是老派。问题是会做律诗的老派角儿很不少，谁会像木心那样迷恋什么高蹈派、意象派、象征主义、意象主义？

  当然他是老派。他的背景和作风是十九世纪顺到中国来，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批书生学西方文人的做派，后来这类人遭殃了，改穿中山装，挖泥塘去了，写写检查，能不死就万幸。

  老派是一套规矩、规范。木心可以像鲁迅那代人写文言信。他好几次跟我讲，不要乱用文言。他给我解释“顿”是什么意思，信尾不可以随便“顿”，还要看尊卑亲疏等等，抬头，落款都有哪些讲究、套路，我是野蛮人，听了全忘了。

  一个传统还在，你可以说某人老派，某人派，如今传统早就崩解了，你说一个人老派，什么意思？老派在过去有点微妙的贬义，现在似乎成了尊称。木心很害羞的人，他渴望被尊敬，机会近了，他难为情，会紧张。他第一次到哈佛办展览，五十六七岁了，感慨万端，临去前心里焦虑，写了一诗，题目好像是《赴亚当斯前夕》。

  我的意思，话不要说太满，太高。我不期待目前给他多高的评价，非要搁什么位置上，不要一上来就哗啦哗啦，要么否定，要么高抬。很简单：木心应该得到起码的尊敬，起码的关注。

  《周刊》：包括我们编辑部也有很大的争议，谈一个冷门的文学老人，会不会影响杂志销量，有没有人关注。

  陈丹青：这是他的命运。前半生遭遇政治巨变，几乎毁灭；后半生赶上消费文化、传播时代。这俩魔咒足够毁人。就是要支配，媒体并不尊重他选择或排除的那个人、那件事。理由呢，堂而皇之：要么考虑所谓群众利益，要么所谓市场导向，其实呢，是为自己这摊权力。

  这时你说木心老派，还有点所指。他一辈子不合时宜，时宜也不合他。如果他和时宜交接了，会很有意思。眼下或许正在生这么一回事，芸芸众生，会有一小群人朝他走过去。

  好杂志是有远见，有担当，有勇气的。木心常说起《小说月报》和民国一两个刊物，说是有要紧的人物或主题，杂稿全部停，整本就讲那一件事，好痛快——那就是老派作风。

  《文学回忆录》有不少木心青年时代的时髦话语，如今过时了，譬如为人生而艺术等等，早不提了，但在今天，老话题遇到问题。譬如作家要不要介入时代。木心谈的是政治语境，谈雪莱热衷搞政治，拜伦参加希腊解放军。可是今天一个作家要不要进入时代，命题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

  比方要不要跟媒体合作，要不要适应电子传媒，都涉及作者和时代的距离把握。木心偶一玩弄，也有，就是和青年人两次网络对话，很俏皮，也很诚恳。他身边助手回忆，三下两下木心就做完了，顷刻贴到网上去。

  这也是一种“老派”，你明白吗？真的老派蛮风流的，忽然跳那么几步舞。他如果用微博，今天玩自媒体的玩不过他，他的绝招是短句。他读了我在《纽约琐记》里一篇写塞尚专展的散文，大约两千字吧，调皮了，说，我也来写写看，结果三个字：

  “塞尚，晴。”

  《周刊》：若木心仍在，坐对面听这些谈话，他会怎样？

  陈丹青：唉！木心没有了。你这些鬼问题让他来谈，弄得你一惊一乍，而且他永远在控制中，不会谈乱掉。

  《周刊》：我们终于可以分享木心先生的文学遗产，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的荣幸和机遇。木心对年轻人和时代变化毕竟是有期许的，我想知道，这样的期许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这种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