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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二多和二很有缘分，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他爹给他起了余二多的名字。在单位里，余二多的同事，上级或者下级，背过他直呼其名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的省略最后一个字，于是余二多就变成了余二。余二这个叫法，表面上是对他职务的戏称，区长在区领导班子里排名老二，老大是区委书记。实际上这个绰号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办事给人的印象挺二的。去年年底，一伙讨薪的农民工围堵了市委大门，害得市长郑洪生乘坐的二号专车不敢从大门走。信访局跟农民工对话，得知这些农民工是城关区在建工程中心商厦的建筑工，信访局长直接挂通了余二多的手机，传达市长郑洪生的指示：责成余二多立刻把农民工接回去，否则请他到省里直接面见正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市委熊书记给个交代：什么时候能让市委、市政府大门出入正常。

海市是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跟余二多这样的干部差了好几级，余二多宁可冒着风险去领回愤怒的农民工，也不愿意硬着头皮被书记招去训斥。其实，市领导挺不讲道理的，中心商厦这个项目并不是城关区的，而是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建筑商也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而是海市国企的龙头老大建集团。建集团是由过去海市的建筑工程总公司、对外贸易总公司、机电公司等一些国有企业组建而成的，全称是“海市展建设集团公司”。建集团也不知道犯什么毛病，并不是没钱，却硬是不给农民工开工资。最可气的是，市领导似乎变成了没牙老太太，吃柿子专找软的捏，不去找建集团总经理徐开，却把麻烦扔给了他余二多。

余二多二，却还没有二到找市领导解释这件事情原委的程度。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找市长郑洪生解释，还是找熊书记解释，人家都不会听，反而会认为他是推脱、卸责，如果当面骂他一通还好说，大不了厚着脸皮挨着，最可怕的是不但挨骂，他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也被破坏了。

余二多带着秘书王亚洲乘车心急火燎的跑到了市委大院，远远就见一大群穿着工装，戴着或者拿着塑胶安全帽的农民工封堵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农民工们有的举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活下去”、“干活挣钱，我们是良民”、“过年回家，天经地义”之类表达诉求的标语，有的拉着巨大的横幅横向拦住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堵截了所有车辆的出入。当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把官员们围困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狡兔三窟，市委、市政府大院并不只有这一道正门，后面、侧面都有门，可以供官员们的车辆溜出去或者溜进来。

问题的实质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个稳定问题，群体性事件，如果不及时疏导、处置，恢复和谐稳定的常态，省委甚至中央都会向市委、市政府要个说法，到了那个程度，惧怕挨骂、担心在领导心目中破坏形象的就不是余二多，而是市委熊书记、市长郑洪生了。估计这也是郑洪生乱打板子，把解除危机，维护面子和稳定的责任转嫁到余二多身上的原因。

“市长急眼了。”余二多在车上自言自语了一声，旁边的秘书王亚洲、司机小胡都没敢应声，也不知道对这种话该怎么应声。

余二多让司机小胡把车停到了马路对面，让秘书王亚洲先下车去探探情况。王亚洲刚刚下车，余二多的手机响了，余二多看看来电显示，松了一口气，电话既不是信访局局长打来的，更不是市长郑洪生打来的，而是区委书记马平安打来的。

余二多接听电话，马平安问他：“老余，你到了没有？情况怎么样？”

余二多有点不耐烦，却还不得不应答：“刚到。”

“情况怎么样？”马平安又追问了一遍。

余二多暗骂：怎么样你他妈亲自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嘴上回答：“人挺多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市委、市政府大门都堵了个严严实实。”

马平安哦了一声，然后告诉他，市委熊书记在省里开会，已经知道情况了，市委办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他，让区委、区政府认真对待，尽快处置，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你看用不用我也过去？”

余二多太了解他了，马平安绰号太平马，说话办事四平八稳，是一个极会当书记的书记，党政关系摆放得绝对正确。如果当兵，上了战场，马平安肯定是“同志们冲啊，我掩护”那种角色。如果当劫匪抢银行，他的安排肯定是“你们进去我望风”。这个人的优点、长处是不越轨，不干政，该政府做的事情他绝对不干预，出了小事他也会补台，出了大事会怎么样，目前还没有经受过实践检验。

余二多明白，他即便来了，也不会有啥用，两个人都在现场，如果意见相左，也不可能召开现场区委会投票表决，只能两个人争执，出现了那种情况要想“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就很难做到：“马书记，你不用过来了，我要是应付不了，你再出马。”

太平马马上说：“那你就辛苦了，我不下班，就在办公室，你那里需要支援，随时给我电话。”

电话挂断了，余二多苦笑，暗骂：他妈的，真不愧是一匹太平马。秘书王亚洲回来了，钻进车里才报告：“区长，我落实了一下，确实是中心大厦的建筑工，目的也很单纯，就是要结账回家过年。”

余二多问他：“你没问问建集团为啥不给他们工资？”

王亚洲是个办事很周到的秘书：“我给建集团总助打了电话，问他们为啥不给农民工开工资，他说一来流动资金紧张，二来现在用工紧张，怕一开工资，这些人一走了之，工程得撂到那儿一两个月，耽误工期。”

余二多又骂了一声：“他妈的，一帮混蛋。”

王亚洲不知道他是骂农民工，还是骂建集团，仍然没敢回嘴。余二多下车，王亚洲连忙跟着下车，余二多朝农民工们走去，边走边吩咐王亚洲：“你打电话找人问问，徐开家住在哪。”

王亚洲站下打电话，余二多来到了集体上访的农民工跟前：“嗨，问你们一句话，谁是领头的？”

农民工正在等待信访局的答复，等了半天也没见答复，正有些群情汹汹的忍耐不住，余二多来了这么一嗓子，农民工反倒齐齐懵，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眼光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却没人出面搭理他。

余二多又吼了一嗓子：“你们要干嘛？谁是领头的？”

这个时候才有人过来反问他：“你要干嘛？你是干嘛的？”

余二多亮自己的身份：“我是城关区的副书记、区长，叫余二多，市长派我过来帮你们要工资的。”

一个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农民工走到了他面前：“市领导说是让我们等待答复，等了一下午，就等来了个你？你又不是建集团的，能有钱给我们？”

余二多说：“市政府也不是建集团，你们怎么就知道找市政府？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我是市长派来帮你们要工资的，我又没钱，只能帮着你们要，你们的工程在我们区的地面上，我是什么人？就是地头蛇，不信我你们信谁？”

现在的农民工早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农民了，身上更多有了产业工人的特征：无产却不乏见识，没有市民身份却不乏权利意识：“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区长，又凭什么保证能帮我们要来工资？”

市信访局局长跑了出来：“各位农民工兄弟，我证明，他就是城关区的余区长，你们跟他去，市长就是派他过来给你们要工资的。”

农民工迟疑不决，余二多扭头就走：“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堂堂一个区长，百忙之中扔下革命工作来给你们要工资，你们还不给面子，那好，你们就在这守着，我走了。”

领头的那个农民工连忙跟到了他后面：“好，我们跟你走。”

余二多站下了：“你们一共多少人？”

领头的农民工说：“欠薪的有二百多人，我们来的一百四十多。”

余二多说：“剩下的人为啥不来？不来的不是成了太平马，坐享其成吗？”